刘克邦《疤痕》

点击数：7342017-04-10 15:54:03

    刘克邦，1955年9月出生，祖籍湖南湘乡，经济学学士学位，湖南省财政厅党组成员、总会计师，高级会计师，中国注册会计师。湖南省会计学会副会长，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，湖南省资产评估协会副会长，湖南省审计学会副会长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散文协会会员，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，湖南省文联委员，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，长沙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疤  痕

文/刘克邦

我的母亲，出生于湘西黔阳（今洪江市）的一个偏远山村，家境并不富裕，但勤奋读书，学业有成，在芷江师范毕业后，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僻静的故土，当了一名令人称羡的小学教师。

解放初期，贫穷落后的湘西，师资匮乏，学校简陋，教师稀缺，一个老师往往要承担多个班级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。母亲无怨无悔，在艰难困苦的环境扎下根来，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，废寝忘食，夜以继日，把满腔的热情和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山村的孩子。

由于长时期超负荷工作劳累和心力透支，加上父亲无故被打成“右派”服刑后遣送原籍农村的牵连，她遭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折磨，积忧成疾，身体虚弱，一天课下来，经常头昏眼花，站立不稳，倒在床上动弹不得。

那时，我年纪虽小，但已经懂事，深知母亲的辛酸与不易，每天放学以后，提起柴刀和扦担（一种木棒做的长长的圆圆的中间粗两头尖挑柴用的工具），就到学校后面大山中砍柴，将那些丛生在坡顶上、山腰中、陡坎下、丛林里的野树杂枝一根根割断砍倒，一束束对齐刀口处，堆集在一起，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，分成两堆，寻找一根柔软的藤条或者是既长又直且带韧性的纤细树枝，将枝尖一头拧成一个麻花状的扣眼后，插入一堆柴火下，拦腰一扣，一锁，一拧，反插过去，捆成一捆。如此反复，再捆一捆。然后将扦担一头插入一捆中，腿一蹲，肩一挺，挑回家来。如此一天一挑子，一挑接一挑，天天不断，保证了家里一日两餐生火烧柴不缺，也省去了一笔不小的费用开支。

一天，在离家三里地之外读完书的我，像往常一样，下午放学回到家中，书包一扔，拿起柴刀和扦担就往外走。母亲病倒在床已有好一些日子了，见我又要上山，支撑着上半个身子，对着我：“孩子！今天就算了，在家做作业，别去砍柴了。”声音微弱，话语简单，但蕴藏其中的爱，亲切、深厚、博大，暖流了全身。我止住步子，迟疑了一下：“柴堆里的柴不多了，今天还早，我还是去吧！”说完头也没回地走了。“那你早点回呀！”母亲拼着力气在身后叮嘱道。“知道！”话刚答完，我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，两眼模糊不清了。

一路快步，我爬上后山，翻过几道梁，攀扯着杂草树枝，左寻右找，来到一处平常少有人到的背弯山洼里，袖子一捋，往手心中吐一把口水，弯腰埋头，挥舞起柴刀来。

今天算是找中了地方，这里野树连片，灌木丛生，茎条粗壮，枝叶茂密，是最理想的砍柴之处，我欣喜若狂，越干越欢。一会儿功夫，羊筋、桎木、苦楝、金刚、腊树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杂木枝条，被我从荆棘中拨开，从茅草中分出，齐根部砍断，去掉繁枝茂叶，一根根、一把把，躺在我的脚下，整齐地排成长队，仿佛等待着我的检阅。

太阳就要落山了，柴也砍了不少，我正要将柴收拢起来进行捆扎，忽然听见头顶上半山坡有人在大吵大闹。抬头一看，是塘冲湾里的两个同龄伙伴，一个叫爱河，一个叫多吉，也是上山来砍柴的，不知咋地为了一点小事发生口角，你一句来，我一句去，互相骂起娘来，且越骂越凶，越骂越难听，骂着骂着，两人竟打起来了。

见此情景，我停下手中的活计，双手合在嘴边作喇叭状，向上面高声劝阻他们，“别打了！有什么事情说得清嘛！”不知道是听到了还是没听到，两人还是互不相让，纠缠在一起厮打，丝毫不肯放手。我正要爬上坡去拉开他们，可能是爱河处于下风，吃了亏，竟像一头发怒的狮子，松开手，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，照着多吉身上砸。多吉一躲，没砸着。爱河捡起一块石头又砸，又一躲，还是没砸着。爱河恼羞成怒，四下寻找石头准备再砸。许是多吉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凶狠吓住了，不想矛盾进一步激化，便放了让：“我怕了你，我们讲和好不好？”但爱河不依不饶，继续寻找石头，以图报复。惹不起躲得起，多吉撒腿就往山下跑。竟然直接就跑到了我的跟前。他一把抓住我的衣服，躲在我的身后，感到有了安全感以后，又向上面挑衅起来：“狗娘养的！有种的就砸呀！”。我连连向上面摆手，放声向爱河喊道：“别砸了！别砸了！这样会伤人的！”哪知道，话音刚落，只听得“嘭”的一声，一块石头不偏不倚，落到我头顶正中。顿时，我眼前一黑，金星直冒，一股凉飕飕的液体顺着太阳穴两边直往下流。一抹，是鲜红鲜红的鲜血，头一晕，扑倒在地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见我倒在地上，血流如注，两个惹事的伙伴吓得脸都白了，骂也不骂了，架也不打了，凑拢来，跪伏在我的身边，喊我，拍我，摇我，掐我……一阵手忙脚乱，仍然无济于事。还是多吉聪明，想起大人们平常止血的办法，转身寻来一把不知名称的野生植物，放在口中嚼细嚼烂后，托扶着我，拨开我的头发，敷在我的伤口上。这一招还真灵，草药上去，血马上被止住了。

不知过了好久好久，我慢慢地苏醒过来。看着我浑身鲜血，气力虚弱，他们俩害怕起来。特别是爱河，知道自己今天闯下了弥天大祸，像一只惊弓之鸟，惶恐不安，不知所措，反复地呼唤着我，并哀求我原谅他的过错，不要将此事告诉大人。我半睁开眼，看着他那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又在尽心尽意地照顾着我，微微点了点头，算是答应了他的请求。

夜幕降临，他们两人，一左一右搀扶着我，上山，过岭，下坡，一步一步挪动着，慢慢地回到了村子。

回到家里，已经是掌灯时分，我生怕母亲知道了伤心，悄悄地溜进屋，躲到房子一角。母亲躺在床上，见我这么晚才回，且一声不吭，感到十分奇怪，硬撑着身子爬起来，点亮煤油灯，走到我的跟前一照，只见我蓬头垢面，浑身是血，眼睛低垂，脸色苍白，瘫倒在地上，被吓了一大跳。在她的反复责问下，我有气无力地将事情的前后经过告诉了她。母亲把我拉到桌子边坐下，揭开我头上的草药一看，只见我脑门顶上，血肉模糊，头骨塌陷，黑糊糊地张开一个大口子，心痛得泪水泉涌般地直往下流。

那天晚上，母亲拖着重病的身体，背着昏迷不醒的我，就着手电筒的微光，踉踉跄跄地在崎岖山路上奔忙了一夜。她四处求同事，找亲友，终于借来了钱，请来了远近闻名的郎中，买来了最好的创伤药，硬是把我从残废的边缘，不，准确一点说，应该是死亡的边缘生生给拽了回来。

我的舅舅、姨父和表哥们知道情况后，急急赶来我家看我，对我挨砸一事情绪激动，愤愤不平，找到爱河家一定要给个说法，提出必须负担全部医疗费和营养补助费的要求，如不兑现就搬床铺抬柜子捉鸡鸭撮谷。母亲的同事和邻居们也纷纷为此打抱不平，一致认为爱河家赔偿经济损失不可推卸。大队、生产队的干部也表示要为母亲做主，责成爱河家承担全部责任。

在众口一词的讨伐声中，母亲却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意想不到的决断，她不许亲属们采取过激措施，也感谢同事、邻居和干部们的关心，对着低头不语无所适从的爱河父母说：“我家孩子被你家孩子打破了头，赔偿医疗费和营养补助费那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但是，我知道，你们家里也很穷，要赔偿几百块钱，一是现在拿不出，二是向亲戚朋友借得到，那也很难还得清，肯定会好多年都翻不了身的，我不忍心你家为此倾家荡产，无法生活，只能自认倒霉，治伤欠的帐自己慢慢来还。还好，老天开恩，我儿子命大，没有发生更悲惨的后果，只希望爱河记住教训，以后再莫惹祸就行了。”话刚说完，爱河父母“扑通”一下跪在母亲的面前：“谢谢邱老师的宽宏大量！我们全家人万分感谢你！”边说边连磕了几个响头。“快起来，别这样！”母亲含着眼泪把他们扶了起来……

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，母亲早已不在人世，每每触摸到头顶上那块凹下去的疤痕，母亲对他人的宽容和大度，清晰如昨，刻骨难忘。